2020年3月17日            作者：杨逸淇 陈瑜

从临床到理论、文化，中医药的自信是多方位的

文汇报：中医战“疫”，用疗效说话，赢得深度信任。对此您怎么看？

胡鸿毅：面对这次新冠疫情的大考，中医人的答卷可以讲是令人“惊艳”的。中医治疫重视人体、自然和疾病的相互关系。《黄帝内经》就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疫毒之所以侵犯人体主要由于“正气虚”，《黄帝内经》还认为，人体内部有一种所谓“亢害承制”的生化和制约机制，各种治疗措施同样必须通过调动人体正气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也就是《黄帝内经》说的：“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治疗措施是标，病人的正气为本，只有“标本相得”“邪气乃服”。中医药的优势就在于不是一味地依赖“外力”来抑杀病毒邪气，更不是被动地等待“自愈”，而是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体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修复、自我防御的“正气”功能。党中央在防控的第一时间就作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合用救治病患的总体部署，实践证明是极其正确的。尽管国家发布的指南和各地的方案有一定差异，但都是基于传统中医药经典理论和方药，结合新冠病毒致病特征，在规范共识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地照顾到病患的个性，对于危重患者救治更是强调“一人一策”的灵活性，在症状缓解时间与防止轻症转为重症等方面体现了一定的特色优势，成为“中国方案”的最大亮点之一。

文汇报：如何来看待中医的科学性问题，除了临床实践层面的自信，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胡鸿毅：对于中医药的自信应该是多方位的。中医的自信靠的不是“神医”个体，而是来自于历史与实践的记忆。它是中国人几千年抗击疾病、研究人体生命奥秘的科学总结。中医药从整体和系统的特性出发，通过调节人体气血阴阳从而达到“致中和”的状态，这种高度辩证的疾病防治观，蕴含着非凡的哲学意境和审美意趣。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中医曾创造过多个世界第一。东汉华佗用“麻沸散”进行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伤寒杂病论》作者张仲景是世界上第一个用人工呼吸急救病人的医生。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不仅记载青蒿截疟，还用海藻治瘿，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用含碘食物治疗甲状腺疾病。人痘接种术的发明起于明隆庆年间，是对人工特异性免疫法一项重大贡献，18世纪中叶由我国传遍欧亚各国。1796年，英国人詹纳（E.Jenner）受其启示，试种牛痘成功。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写到:“我听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因此，大医精诚、与时俱进、治病救人是中医一贯的追求。

中医是科学，更是中国人对生命现象的一种独到的智慧。这种智慧发端于古人对生命的朴素认识，直到今天，所有的中医理论还是用比较古奥的传统思维和语言体系表达的。因此，我们现代的中医人不单是继承者，还有一个转换者、跨越者的角色，方能够担当起树立中医药理论与文化自信的重任。

主动思考中医药发展业态跃升与“迭代”的路径

文汇报：中医有“一源多流”的学术文化特色。中医界百家争鸣之中，又有“海派不派”之说，您如何看？

胡鸿毅：从明朝以后，家传师授成为中医传承的一个主要形态，中医流派也不断地丰富了起来。所谓“海派不派”，前一个“派”是指海派精神，后一个“派”是指门户之见、门户之争。我们海派中医不是没有“派”，是各派汇聚，讲清各派的道理。每一派都是探索疾病奥秘的一把钥匙。

讲到流派就不能不讲师承。师承教育是中医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但学习方式与工作模式、发展方式的概念要分清。海派中医要领风气之先，就应在传承的基础上主动思考新时代中医药发展业态跃升与“迭代”的路径，率先探索中医药的普及模式和科学研究模式的创新。这样才能回答好什么是现代师承教育，如何做好“活态”传承，如何实现中医药养生健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问题。

中医既然是关乎天地人的事情，中医的发展就不能只从医学科学的本身去做，未来的教育应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系统，要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来丰富发展治病救人的学术。我们中医药教育不是说让人成为一个全才，这是做不到的，但是要搭建一个窗口，要让学中医的人了解世界的变化、科技的进展、文化的发展，还要了解社会状况。中医学在整个经济社会当中地位要与时俱进变化，不光是看病，还得从看病当中总结出卫生政策。某种意义上也需要艺术家来给我们讲讲审美，一个好的治疗方案，对治病有好处，经济上又省，副作用又小，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美的。“医者易也”同时也讲究“医者艺也”的道理就在于此。这也是海派中医的人文特征之一。

文汇报：新冠肺炎的防治实践表明，加强中西医结合，对提高疗效有显著作用，但也有“中医粉”“中医黑”的不同声音。您认为中西医之间如何做到优势互补？

胡鸿毅：重要的是中西的汇聚，能够丰富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如果以这个境界去思考，中医西医孰是孰非的争论就毫无价值。我国著名内科学家邝安堃先生，他也是中西医结合的先驱，就认为“中西医从表面看是两套理论，由于真理只有一个，必将殊途同归”。但对中医的信任和尊重在我国西医界中目前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共识，甚至还有很多的误区。中医西医之间仿佛还存在着 “语言”隔阂。

中医药现代化与产业化的“源头”来自于最鲜活的临床实践，但是就目前中医药发展的现状来看，往往仅停留在“跟随”与“模仿”西医现有的医疗和研究范式上，缺少符合中医学自身特点的“迭代”。因此，我们对于中医药学科发展模式和评价机制无疑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中西医学科的汇聚需要突破机制约束和目前学科分置的壁垒，另外还要充分利用好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先机，将其与中医药特有的非线性思维与高度个性化的特质相融合。

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曾经告诫我们：今人非古人、今药非古药、今病非古病。中西医结合的现实原点就在于 “六经之旨”和 “当世之务”的辩证关系上。近期有关抗疫中医理论的探讨空前活跃，可以讲中医药就需要这样鲜活的学术氛围。但从中也发现，现有的研究还流于“散”和“浅”，聚焦和系统性不强，容易以典型案例来代替规律的总结。当务之急需要优化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尤其在支持中医药特殊人才成长和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方面要尽快补足政策短板。

只有把国内的中医药做得更强，“走出去”才更自信

文汇报：2019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正式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首次将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如何抓住机遇更好地“走出去”？

胡鸿毅：中医药走向世界是时代需求。不过，我觉得中医药在国际化发展的过程当中，“走出去”是一个方面，国际化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先要把自己做强。比如，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语言体系，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翻译”问题，实质是要构建起中医自己的知识图谱体系，这个可能就非常关键。在一个共同的语言体系和明确的概念底下展开争论，才有利于发展和完善中医知识建构体系、知识发展体系。由于多元文化的浸润融合和变革发展，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医药术语出现了内涵多层面、外延宽边界的情况，经常出现一词多义、多词一义、内涵嬗变、概念更替等现象。中医药学的规范化研究，必须首先始自其基本名词术语，通过对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的挖掘、整理及其内涵外延的界定，方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厘清脉络层次，构建体系规范，不仅为中医学习者提供方便，同时对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也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的很多海外中医药中心发展态势都很不错，主要打的是医教研产的“组合拳”，而不是满足于在当地简单增加一家一般意义的中医诊所。当然，今后要可持续发展，根本还要取决于国内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只有把国内的中医药做得更强、更发达，“走出去”才更自信。“走出去”不是让中医简单把治疗场所搬到国外，“走出去”就是一张名片、一种宣传、一种展示。“走出去”不等于把病人留在国外，也要吸引他们到中国来“消费”。

文汇报：日、韩等国在中医药标准制定、文化申遗、产品研发方面对我国形成了挑战，这对我们提升中医药国际竞争力有何启示？

胡鸿毅：中医药的国际化竞争力说到底是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水平，话语权的背后就是“实力说话”。我们应该在产教融合和创新业态的大格局中来考虑国际化发展之路。当前中医药教育链与产业链，乃至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耦合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必须要充分依靠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创新建立更具开放和活力的中医药现代治理体系。

举个例子，上海拥有张江生物医药基地等国家级孵化器，上海中医药大学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取得3个A+的“双一流”中医药院校，其麾下的上海中药标准化研究中心是我国首家中药标准化和质量评价关键技术平台，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于上海，因此，就治理中药材市场存在的“乱象”而言，上海建设国际中药材交易市场和定价中心正好可以承载上海自贸区和张江科学城“金融+科创”的双轮驱动，不仅可以解决资金融通、发现价格等功能，更可以推动中医药标准相关基础性、创新性研究成果的转化落地，实现市场主体的“多赢”，转而增强中医药国际标准的话语权和国际服务贸易能级。

（原载于2020年3月17日《文汇报》，嘉宾：胡鸿毅，系上海市中医药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