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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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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以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为标志的。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就已启动。1951年9月，党中央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强调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3年12月，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1953年9月以后，进入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的阶段。由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出现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1953年10月起，中共中央决定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1955年7月后，农业合作化形成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迅速发展，私股分得的红利大都比私营时期的利润多，促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1954年底，国务院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以解决公私之间的矛盾；按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实行合营，加快了改造私营工业的步伐。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
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都经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地进行。国家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使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能够循序渐进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相当一段时期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不仅有利于资本家接受改造，而且能继续发挥私营工商业在扩大生产、搞活流通、维持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党争取到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独创性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农业、手工业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加上几年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全面开展，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标志着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
至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经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在党的带领下，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我国为发展同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来的。1953年12月，在中印两国政府就解决两国间存在的有关问题的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印关系，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达成协议，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有关换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这个协定的序言。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这之后，中国领导人更加广泛地倡导国际社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1954年下半年，曾任英国首相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相继访华。这是第一批访问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在会见这些外国客人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这五项原则适合我国的情况，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还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可以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他特别指出：“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被用于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也被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基本的是和平共处，它不仅要求建立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而且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国家间和国际上各种争端的方法。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实现互惠互利。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对新中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参与国际事务的有力武器。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会议的发起国热情邀请新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但是，美国为了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同时阻挠新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污蔑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经对远东“构成了迫切的威胁”，并煽动有的亚非国家利用会议反华，妄图在亚非国家中孤立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言，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主张“求同”而不“立异”，提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并不妨碍亚非国家“求同”和团结，并明确表示中国准备在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关系。周恩来的主张，立即得到与会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尊重和赞同，一举改变了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包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这次会议后，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截然对立的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中实行对等的相互约束和自我约束，不只是指相互的政治关系，而且还包括相互的经济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政治的和经济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各种争端，是符合战后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也是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因此，后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所承认和接受，并载入包括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宣言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国际性文件。一直到现在，还在对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
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收拾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的时候，又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0月初，美军纠集的“联合国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继而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敢不敢出兵，敢不敢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影响国家建设？这对于成立刚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反复权衡出兵或不出兵的利弊得失，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决定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10月中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到1951年6月，在朝鲜军民密切配合下，发起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歼敌23万，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在遭受打击和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之后在边谈边打阶段，志愿军以打促谈，粉碎了敌军连续发起的攻势，并成功地抗击了敌军的“绞杀战”“细菌战”，最终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以将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的结局取得伟大胜利！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中美两军的主帅的感受完全不同。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誉，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则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豪迈地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0月2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还从几个方面论述了抗美援朝胜利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我体会最深的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点，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图谋，长时间地、有力地保障了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宁。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台湾已经被美国控制，如果我国不出兵，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国家就会处在美国势力的南北夹击之下，对国家安全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新中国就很难站稳脚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战彻底洗刷了中国人百年来任人侵略、欺凌的耻辱，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轻易地武力进犯新中国，换来了七十年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宁。所以说，抗美援朝之战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第二点，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份量，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第三点，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和改革。抗美援朝期间，党领导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和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及爱国丰产运动，激发了人民群众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热情；党领导人民基本上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任务，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而实现工业化准备了条件；党领导人民除旧布新，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有步骤地进行改造、革新，使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迅速呈现出新的面貌。
第四点，抗美援朝的胜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发生深刻改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加强国家政治、法律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更好地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重大而迫切的任务。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两项基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宪法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随后，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肯定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会议明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以及政协与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等，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我国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是党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创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全国初步建立起一批民族自治地方，组成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迈出法律化、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中国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对于中国在任何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始终保持国家完整统一、促进各民族团结互助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
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许多新的问题。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实现，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战争可望不久结束。这表明，我国已具备了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当然是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所在。现在，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开大步前进了。
同时，我国社会生活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农村，土改以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差距的出现又引起党和政府对两极分化的关注。在城市，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给国家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这种状况使党不得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形成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这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首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至于何时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在革命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实践，党中央认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原因在于：一是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是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并已进行了初步改造。三是已经积累了土改后农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四是从国际环境看，资本主义国家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这也是促使党认为应当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简称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一化”是指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任务。“三改”是指逐步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在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弱小，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而且私营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基础。这些工业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不可能担当实现工业化的重任。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这些工业，还要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大型工业骨干企业。为此，国家有必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主体与两翼之间，改造个体经济与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新纲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兴高采烈地迎接和投入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高潮。
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但经过实践，我们党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认识到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成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为了准备召开党的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5年底至1956年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看法。毛泽东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问题和对苏联经验鉴戒的基础上，报告论述了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
“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指出，为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为了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要适当加重农业、轻工业投资比例，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增加资金的积累，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发展内地工业，可以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也有利于备战，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世界大战不会短时间内爆发，原子弹不会马上投下来，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国防，要有原子弹，就要多搞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打好基础。报告强调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报告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第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根据各部门汇报中反映的诸如中央一些部门管的过多过死，管干部管到车间一级；企业资金分类管理，某方面存有的结余企业不能调剂用在补充其他方面，必须事事请示等问题。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提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报告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也要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多次说，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56年，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要求全党的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上来。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据此，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些论述的着眼点，在于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的判断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我国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完善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直至党的十九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工业强国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建国方略提出来的。此后，随着实践的深入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党对国家建设的战略性目标的提法，逐渐清晰和成熟起来。
党在确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明确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1954年9月15日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说：“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构想。
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相并行，党不久便将视野扩大到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上面。毛泽东于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发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提及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将“现代科学文化”列入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之中。
后来，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要把国防现代化加入到国家现代化的内容中。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57年8月，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曾说明工业现代化“包括交通运输在内”，因而“交通运输现代化”不再被单独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概念。1960年2月，周恩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样“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便被完整提了出来。
1964年底至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郑重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央还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的确立，使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以“四个现代化”的形式清晰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这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作出的重大决策。“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1956年到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十年，虽然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个年代开始布局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工业建设方面，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设完成了大庆油田，随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使我们能够自豪地宣布：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交通运输业长足发展。从1958年到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000多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黔桂等线建成通车。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火车。公路、水运、航空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沿海港口新增34个万吨级泊位，远洋航运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3条航线。
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坚持长期不懈地大规模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时期建成的安徽省的淠史杭、内蒙古自治区的三盛公、北京市的京密引水等以灌溉为主的大型枢纽骨干工程，以及各种类型的水库，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技术发展成绩显著。1958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统一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前完成，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1963年制定。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教育卫生事业成就可观。1957年到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约211万人，分别为1950年至1956年的4.9倍和2.4倍。医疗卫生机构大幅增加，全国城乡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疟疾、鼠疫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毛泽东曾写下“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诗句，表达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
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大量涌现。如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电影和舞台剧《红色娘子军》《霓虹灯下的哨兵》，歌剧《江姐》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这一时期的经典。
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迈出较大步伐。许多地方兴建了一些大型现代工业基地，结束了民族地区没有现代工业的历史。一批高等学校在民族地区建立起来，当地建设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得到培养。
十年间，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其中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全国党员人数从1956年的1073万人发展到1965年的1895万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中国党和政府不仅在涉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也在整个国际事务中，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同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逐渐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初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点是：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这三个世界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些发达国家，既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又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在取得独立以后，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思想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他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赞同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目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张和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对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