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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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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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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会议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迅即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在斗争实践中，中国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已经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和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就像毛泽东曾指出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落后古老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一艘小小的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上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从此使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使四海翻腾，五岳震荡。我们党从这里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惊涛骇浪不断的革命大潮中，红船在升腾，共产党人的信念也在升腾。当初，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之后，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还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不管风吹浪打，不怕急流险滩，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船劈波斩浪、不断奋进。
中国共产党以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肩负为人民谋利益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宣传、发动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和衷共济，英勇奋战，在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不断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红船精神是鼓舞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激励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鞭策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强大道德力量。它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红船精神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100年来，正是对红船精神的坚守与践行、光大与发扬，让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间奇迹，“敢教日月换新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世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基于中国革命实际提出的重要论断。
这是从大革命失败教训中得出来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大革命从局部蔓延到全国，形势不断高涨，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党的队伍得到发展壮大，大革命高潮时党员数量达到近6万人。由于这时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在革命大好形势下，对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不注重对自己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培养。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捕杀，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残酷杀害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损失和危机。正是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教育了党，只有拿起枪杆子革命才有出路。
这是由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所决定的。近代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是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武装力量反对内外部的武装反革命，从而为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斗争。
这是从工农运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在1920年给蔡和森的信中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7年毛泽东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后来毛泽东在长沙开展工作时再三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毛泽东针对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提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后来毛泽东又总结：“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
湘江战役后，中国共产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国民党蒋介石也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入，准备将它一网打尽。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部队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二天的休整。
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内部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支持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忽然获得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地奔袭云南，先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在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整个华北危在旦夕。12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兴起，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已超出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国共双方开始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9月，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这时，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虽有变化，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晨采取“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遣周恩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又称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刻意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主张，尖锐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1939年、1940年之交，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化，阐明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之后，毛泽东又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在文化上，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这一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过去，党内常常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这一理论的提出，既科学阐明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格区别和政策界限，又独创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革命的相互衔接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全党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准备。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由此，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中，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
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其中《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在整风运动中，围绕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七大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终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创造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比作“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而把那种固步自封，照搬照抄的马克思主义比作“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只有“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需要具有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的胆识和魄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正是坚持了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正确认识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经过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成为必然的了。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此，七大号召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努力奋斗。
随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充分地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全国现代工业虽然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全会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全会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