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度医林五十春——庆祝校庆五十周年感言
发布时间:2006-3-8 10:33:00 访问次数:
一、 政策光辉导我行,机缘巧合到“河滨”①
1944年我18岁,曾到太仓农村拜一位老中医为师以随师临证为主,只读了三本医书:《汤头歌诀》、《雷公药性赋》与《疡科心得集》。那时医药不分家,同时也学到了一套炼丹制药的技术,如炼制红升丹、黄升丹、白降丹,熬制多种膏药,自己加工制作小金丹、梅花点舌丹、如意金黄散、锡类散和玉枢丹等等,满师考核,必须掌握这套技术。现在这些成药大多还在应用,药店也有供应,中医自己不用做了,更不用学了。但这三年的实践锻炼却增加了我对中国传统医药学的认识产生了一种终身难忘的特殊的情感。
在农村当中医不过一年半,我的家乡解放了。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组织联合诊所,我投身到农村卫生防疫工作中去,接近广大农民,比在诊室中等待病人,心胸要广阔多了。到1952年,许多亲友劝我,现在做医生单搞传统中医不行了,也要学一些西医。这年,家乡常熟县第一次办省立的医士学校(后并入苏州医士学校),经区政府介绍,我进入医士学校当助理技术员,这是我笫一次接触西医。在实验室里,制备人体解剖标本,做病理切片,养狗做生理实验,洗烧瓶、培养皿,什么工作都做,什么书都翻翻,什么都知道一些皮毛,其实什么都不懂。
1956年,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全国创办了四所中医学院,青年中医可以报考。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我眼前一亮!我可以初中毕业的水平,以青年中医的身份去报考中医大学,这个机会太好了!医士学校是江苏省卫生厅管的,得向卫生厅打报告。报告送上去几个月,天天等回音,没有答复。距最后报名日期只有两个星期了,看来已经无望。忽然,一天晚上有一位干部住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想不到世上竟有这样的巧事,他是省卫生厅医教处的干部,主管招生、报考事务。正与我的心事完全吻合。他第二天就回南京。三天后他把同意我报考上海中医学院的文件送到我手中,并且郑重地对我说,这是领导开会决定的。从此,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指引下,我真正步入了学习中国医药学的殿堂!
注:① 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临时校址在河南路桥北堍河滨大楼。
二、医书且读三千卷,休论年华到鬓斑
1956年,我进入上海中医学院学习。在班中,我学历最低(初中)年龄很高,已经虚龄30。要读《大学物理》,要读四门化学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与生物化学),学习当然有困难。靠自己苦读,靠年轻同学的帮助,靠另外几位高龄同学的鼓励,总算跟上去了。由于我年龄比一般同学大10至12岁,他们戏称我“大师兄”我自己总感到有点难以为情。到三年级,我过了理化关,还要过体育劳卫制这一关,百米跑多次不及格,坚持早锻炼,还得靠按秒表的体育老师多多关照,勉强过关。在苦学、苦练之余,写了几首诗以自勉其中一首是:
而立之年犹未立,汗颜终日竟开颜。
医书且读三千卷,休论年华到鬓斑。
三、病床边上读《伤寒》,此情此境不能忘
从1961年到1964年,我一直在曙光医院工作,由实习医生到住院医生。当时,我们的病区三十多个床位,住院医生两名,我和同学吴正翔医生。主治医师李应昌老师,他是我国唯一的一届青年中医系统学习西医,北京医学院五年制的毕业生。我深受他的中西医结合观点的影响。他经常结合具体病例学习中医经典著作,有时颇为风趣,其中有一件事难以忘怀。有一次,他乘查房之际,一边在病床旁边阅读《伤寒论》原文,一边与病人的证情相对照。病人患的是大叶性肺炎,中医辨证为太阳病外感寒湿证,先用麻黄加术汤,一度汗出热退,旋又发热恶寒无汗,呕吐一次,大便七天未通,改用麻黄加术汤合小柴胡汤。药后,汗出热退,呕吐止,大便畅通。对此,大家难以理解其病机。李老师说,《伤寒论》原文有相似证治的记载。我们立即拿出《伤寒论》,翻到阳明篇第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大便通),身濈然汗出而解(热退)。与眼前病人的见症、用药、药后效果基本相同,所述机理精简扼要,令人信服。这是一堂十分生动、令人永不能忘的课程。从此开启了我研习《伤寒论》的几十年历程。可以说,他是我真正的学习《伤寒论》的启蒙老师,也是《疑难病证思辨录》中应医生的原型。
四、恩师一言指方向,继承之中涵创新
1964年我奉调到基础部担任教学工作,金寿山老师为我的指导老师,听他的《金匮要略》课与《伤寒论》课。因为准备当中医教师,所以我认真听课,做好听课笔记,主要记录金老师是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分析问题的。既听课程内容,更仔细听讲课的思路与方法,得益匪浅。不久,因“文革”而停课多年。1972年在金老师领导下,我参与编写《中医学基础》教材,对中医基础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1976年开始恢复中医经典著作课程。当时,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要求我开讲《伤寒论》课程。对此,我感到茫无头绪,《伤寒论》注家几百家,不知从何处着眼,从何处落笔。正当迷茫之时,金老师对我说:你先不要看前人的注释,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细读《伤寒论》原文,凭自己的临证体会与理论知识对原文作出初步的理解与解释,无论能理解的或难以解释的或有疑问的都做好笔记,然后再有目的地去参考前人的医案或注解,不要被前人的注解牵着鼻子走,要有自己的见解,对重要问题,教研室将组织集体讨论。恩师一席话,鼓舞了我的信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学中医原著不仅仅是继承,要联系当前的临床实际,还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五、青年初次上讲台,诸老谠论相扶将
在金老师主持下,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对《伤寒论》课程进行集体备课。在我个人备课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各位老先生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对不同观点展开讨论,学术气氛活跃。经常参加集体讨论的老前辈有刘树农、殷品之、张伯讷,昌质卿、张震夏等。其它青年教师旁听。这对我来说是一生中受益最深的教育培养。刘树农老师精辟的理论观点,殷品之老师的文字考证,昌质卿老师的伤寒各家注释,张伯讷老师的寒温统一论,金寿山老师的邪正观,以及各位的临床经验对我印象深刻。我对《伤寒论》中的一些基本理论的认识大多是在这时开始孕育的。刘树农老师持有的阴阳观认为:“脏象、经络、气血、营卫、病因等学说,无论其关系到生理活动或病理变化,都离不开矛盾运动的物质,也就离不开阴阳。”刘老还主张中西医结合,他认为,在传统医学的辨证与现代医学辨病相结合的基础上,运用传统医学的论治,是大有好处的。通过讨论,基本肯定了“伏气温病”的存在,以寒温统一的观点深入理解了中医辨治外感病的学说。这样的讨论,不仅传授了学业,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实事求是、锐意进取、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可以说,在我之后的中医论著中都蕴含着金寿山老师和这些老前辈的学养和气韵。
六、零陵夜半一灯明,奋笔医林可掇英
1978年《上海中医药杂志》复刊,该刊当时的负责人王建平同志励图标新,别出心裁,议辟专栏,用章回小说体裁写临床验案。在金老师的鼓励下,我大胆试笔。首先考虑写的是我在临床上有深切印象,能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有良好的疗效,现代医学诊断明确,虽然是个案,而其疗效能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与认可。写作的目的完全不在于炫耀自己,而是为了发扬祖国医学的精粹,提高中国医药学在整个医学界的地位。第一回就选取了曙光医院著名伤寒学派的老中医刘鹤一治愈大叶性肺炎的医案。刘老精辟地运用《伤寒论》六经辨证与相应的方药治愈此证,其思路与西医不同,而疗效很明显。可见,中西医结合不仅在于求中西医之同,也应该求中西医之异,才能有所创新。第二回心力衰竭病人,用的是庞泮池老师门诊的处方,收住病房后由李应昌老师主治。中医对此病有系统的理论与方药,积累较多病例之后,我整理发表了关于心力衰竭辨证论治的长篇论文,其源出于这一病例。第三回选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前曙光医院院长余志鼎主治的呼吸衰竭昏迷病案。在这个病人的治疗中,虽然西医的多种抢救措施起了主要作用,但中医用大承气汤急下,既能排除肠道内的有毒物质,又能改善血液循环,还能减轻脑水肿,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多少年来对《伤寒论》中的“少阴三急下”条文,诸说纷纭,也有认为少阴病不可能有急下之证。这一生动病例以及文中所引用的资料,充分说明少阴病在何种情况下应该急下以及之所以要急下的机理。这既是对中医经典著作的整理发掘,又是为中医治疗危重病提供了经验与启示。笫六回记录了金寿山老师根据伏气温病的理论,用三仁汤加味,守方三十余天,治愈一例反应性组织细胞增多症。这种病对老中医来说并不奇怪。金老师在诊治这个病人时曾说:“湿热内伏中焦,因外感引动而发病,湿热已属淹缠,伏气更难速化,今后如抽丝剥茧,颇费周章。”可是,统编温病教材却不提伏气温病的理论与辨治特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过一次温病教材的讨论,提出过增加伏气温病的意见,最终在温病的发病类型中提出了新感与伏邪的区别。由此可见,《医林掇英》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的经验而是我校许多医家的精粹,只是由我执笔表达而已。因而《医林掇英》开始发表时未用我的真名,用了笔名明坚。在此校庆50周年,《医林掇英》增订成50回本,并在国(境)内外多次出版之际,写此短文表示对诸位前辈的缅怀与尊崇,希望中医学术源远流长!
七、允存寸楮东瀛地,留取鸿泥惜晚晴
1981年,我首途日本,为日本神奈川县举办的“中国汉方医学研修班”讲课。学员是没有接触过中医药的医师与药师,是中医启蒙教学。到了日本才开始编写教材,要求通俗易懂,既便于翻译,又使学员容易听懂。其难处在于要把连中国人也不易理解的中医术语转化为日本医师能听懂的通俗语言。与我搭挡的译员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的留学生,一口标准普通话,经常纠正我的中国话发音不准。一个多月之后,她才习惯于听我的常熟官话。可是她既不懂西医更不懂中医,要翻译我的中医讲稿往往要反复解释,再经他们翻译小组的多次讨论才能确定。
除了固定的课堂教学之外,神奈川县卫生部还安排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在交流会上,当主办方介绍我就是《医林掇英》的作者明坚时,竟意想不到引来一片掌声。原来在国内刚刚露头的《医林掇英》已被译成日文,在日本《中医临床》杂志上分期刊出。日本汉方医对此很感兴趣,对这几个医案进行过分析研究。因而在讨论时,对每一项辨证,每味药的增减,每次用量的改变,都希望能作出具体说明。他们认真钻研的精神促使我更加认真地写作。
2003年10月,我第四次访问日本时,不少日本汉方医拿着我的《疑难病证思辨录》(日文译本名《老中医的诊察室》)与我主编《中医辨证学》(日文译本名《证的辞典》)要求签名留念。同时,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社长山本胜旷先生送给我2003年9月号的《中医临床》杂志,我的章回小说第31回的日文译文已在该刊发表,并将继续译载。这使我亲身感受到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世界变小了,交流变快了,再也不能守一家之言,泥一家之法了。我在此次访问归来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千年敬仰鉴真渡,廿载交流仲景经。允存寸楮东瀛地,留取鸿泥惜晚晴。”
八、眼前学子莘莘茂,八十何妨献丑来
1997年4月我因患癌症不得不接受胃次全切除术之后,离开了讲台,离开了诊室,或在病房接受治疗,或在家里休养,但并未完全离开中医工作。安坐书房,动脑动笔,动静结合,以静为主。主持编写了两本《伤寒论》教材的辅助读物。为了更好地翻译《疑难病证思辨录》配合日本翻译家石川英子女士,对书中的中医术语作通俗解释。接着,整理自己的临证资料与学术思想,撰写《疑难病证思辨录·增订评释本》,到2003年底完成初稿。交稿一年多来,学着用“汉王笔”撰写《伤寒论临证发微》。对这几年手持书卷、面对荧屏的宁静生活颇为自得,自以为是发挥余热的一种可取形式。曾有两句诗表述我的这种心情:“若得余年能握笔,愿将残骸作传薪。”
2005年5月,学校领导确定我为“名师传承工作室”导师。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我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个人党性分析中这样表达我的心情:在患病、治疗、休养过程中,我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组织领导的关心,同志友谊、亲属亲情的照顾关怀与温暖,抵消了疾病对人的折磨,享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度过了手术、化疗等难关险阻,安心休养。……我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这是我为党的中医事业再尽一些微薄之力的机会。按照我们工作室制定的计划,10月17日去学校作传承工作第一次讲课。师生充分交流,备感亲切。回家后戏作小诗二首表达我喜悦之情:
(一)罹病匆匆下讲台,生前身后费疑猜。张江幸得开新计,前度柯郎今又来。
(二)九载于今息讲台,又当新妇小姑猜。眼前学子莘莘茂,八十何妨献丑来!(柯雪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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